元好问《迈陂塘·雁丘》作年及词心之再探讨
【文学争鸣】
作者：雷恩海（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近期，《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刊载两篇文章《元好问〈雁丘词〉是写情之作吗》《元好问〈雁丘词〉确为写情之作》，予以讨论。问题似尚未解决，此词义旨何谓，实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词前有小序，叙述写作原委。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元好问十六岁，将殒命的双雁葬于汾水岸边，累石为塚。同行举子竞相赋诗，好问亦作《雁丘辞》，且曰“旧所作无宫商，今改定之”。宫商，指音律。词重宫商，音乐性乃第一属性。由此可知，原作应是一首诗，后来才改定为更具抒情特质的词——《迈陂塘·雁丘》；小序亦改定时所作，以追述的口吻叙其经过。那么，何时改定呢？
要考证《迈陂塘·雁丘》之确切时间，文献缺如，实为不易。联系当时与之唱和的李治、杨果所作二词以及相关时事，而予以推论，庶几得之。金哀宗庸弱，不能励精图治，被蒙古大军攻击，围困汴京（今河南开封），与后妃宫嫔涕泪交下，仓皇逃往归德（今河南商丘）。天兴二年（1233）正月戊辰，汴京崔立作乱，降蒙古。元好问四月二十日被胁迫出京，五月三日北渡，后羁管于聊城（今山东聊城）。六月，哀宗奔蔡州（今河南汝南）。三年（1234）正月初十，蔡州城将破，哀宗仓皇传位东面元帅承麟，刚举行完即位礼，蒙、宋大军已至，哀宗“自缢于幽兰轩”（《金史·哀宗纪》），葬于汝水上，末帝承麟战死。金廷覆亡，二帝遂成为亡国之象征，引起了士人极度悲怆与深沉忧思。
金廷覆亡时，好问羁管聊城，著《南冠录》，有志于记述一代之史，构筑野史亭，以诗存史，记录一代兴亡，悲愤沉郁，黍离之感，往往流溢，皆泪痕血点凝结而成，有肝肠迸裂之痛。蒙古太宗八年（1236），好问四十七岁，客居冠氏（山东冠县），九月作《东坡乐府集选》，整理素所喜爱之苏轼词，论其得失，引发对词体这一特殊抒情体裁的浓烈兴趣。回想当年汾水上，凭吊殉情之双雁而作《雁丘辞》，而今对二帝之死、金廷覆亡，三致意焉，一腔忠愤无所发泄，遂改定为《迈陂塘·雁丘》，寄寓家国兴亡之无限悲怆与深衷。次年（1237）秋，好问自冠氏还太原，冬十二月复返冠氏。自贞祐丙子（1216）南渡，至此始还太原，二十一年矣，颇有人事兴废之感怆。其间途经陵川（今山西陵川），与李治相会，有《陵川与仁卿饮》诗，感慨万端。金亡时，李治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间。乱后余生，相对话兴亡，想来，好问将改定之《迈陂塘·雁丘》示于好友，李治遂有《和元遗山〈雁丘〉》之作。
将原创与和词对照，乃能理解好问词之意蕴，得词心之正解。开篇叩问苍茫天地：“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破空而来，情感郁勃至极，冲决而出，直击心灵，令人心魂悸动。《历代诗余》《词综》《词则》等皆作“问世间”，而别本作“恨人间”，似不妥。好问另一首《迈陂塘》歌咏殉情的大名小儿女，开篇“问莲根、有丝多少？莲心知为谁苦？”句法格式全然一致。“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由破空而来的叩问、感慨，引入天南地北、经历风雨艰难苦楚的痴雁，遂使此种沉痛的感情有所附丽，而不流于空泛，乃咏物词之当行本色。“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将双雁呼为“痴儿女”，乃词人真切通透的感悟。“君应有语”，以拟人手法，写大雁对不幸殒命伴侣的深情呼唤：你应该说话呀！是悲痛欲绝的深情告白。“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乃进一步的叙写、补充。上阕写雁，叙事抒情，一笔两到，相融无间。
李治和词“雁双双、正飞汾水，回头生死殊路”，以汾水飞翔的双雁点题，刹那间生离死别，其痛何如！“天长地久相思债，何似眼前俱去”，妥帖切题，叙写双雁一死一生之悲痛。“摧劲羽，倘万一、幽冥却有重逢处”，面对伴侣之不幸死亡，悲痛绝望之生雁，从浩浩长空飞坠而下，以身殉情，尚且希望万一死后魂而有知、在幽冥地府却也有重逢之“喜悦”。至此，抒情与叙事，已臻化境。笔锋一转“诗翁感遇”，直指原唱元好问。陵川相会时，好问四十八岁，故有此称。感遇，感于所遇也。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感激顿挫，显微阐幽，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者”（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具有讽喻寄托之义和充实的社会现实内容。缘此，“把江北江南，风嘹月唳，并付一丘土”，虽是写双雁天南地北之悲欢离合，实则暗喻金廷贞祐南渡、蔡州覆亡，而一洒哀悼亡国之清泪。
原唱下阕“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写双雁殒命汾水上，而今皆是荒凉凄怆，然而“当年箫鼓”却似无着落。此处乃暗用典故。汾阴，在今山西万荣，有后土祠，汉武帝多次祭祀。元鼎四年“东幸汾阴。十二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汉书·武帝纪》）。汉武帝于汾阴作《秋风辞》咏雁怀人。横汾，化用“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化用“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之强烈抒情。平楚，从高处远望，丛林树梢齐平，指空旷之平野。此句虽写双雁殒命，汾水两岸冷落萧条，实指金廷社稷覆亡，二帝殒命，曾经昌盛繁华的大金国土，皆是寂寞冷落萧条肃杀，令人凄神寒骨。显然，托双雁殒命之虚写，兴寄金廷覆亡之实际，发抒其凭吊故国之哀情。“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乃进一步之抒情且有所附丽。招魂，用宋玉《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山鬼，犹山灵、山神。屈原《山鬼》有“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故曰“自啼风雨”。缘此，此句衬托出悲怆之情与阴森之气，意谓那深切诚挚的《招魂》诗，也无法招徕魂魄而使之复生，处处山灵亦为之感动，在凄风苦雨中声声啼唤、泪湿襟袖。
和词，于此处深得好问词心。“仍为汝”，点破主旨，亦接承上阕“诗翁感遇”，暗示“并付一邱土”者实乃金廷之覆亡。“小草幽兰丽句，声声字字酸楚。”小草，匆匆草就。“幽兰”，古琴曲名，宋玉《讽赋》：“臣援琴而鼓之，为《幽兰》《白雪》之曲。”白居易《听幽兰》：“琴中古曲是《幽兰》。”可知，幽兰指好问《迈陂塘·雁丘》义旨遥深、音情深长。此句谓，《雁丘》词别有寄托，声声字字皆满含酸楚的亡国哀情。“拍江秋影今何在，宰木欲迷堤树”，又回到双雁，以免脱离所咏之物而显得太隔，造成词境之虚浮。宰木，坟墓上的树木。语出《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秦伯怒曰：‘若尔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何休注：“宰，冢也。”宰木已然能够迷遮堤岸之树，一是从时间上展示其长度，并非“乙丑岁赴试并州”时，肯定了遗山的“今改定之”的追述，应该是此后比较长一段时间；二是以数量上的众多，暗示“霜魂苦”并非仅指“雁双双”。三十余年后，改定《雁丘辞》，虽为咏写双雁痴情殒命的不幸，但别有寄托，以海涵地负之才情，展示亡国之痛、二帝殒命之悲，词人洒下的清泪，寄寓了无尽的故国覆亡哀伤。
“天也妒”，好问于“横汾路”后土神社已倾覆、无复当年箫鼓繁华，而发仰天浩叹，一洒同情之清泪。“未信与、莺儿燕子皆黄土”，化用辛弃疾“玉环飞燕皆尘土”（《摸鱼儿》），极大地肯定双雁殉情殒命之重于泰山，而不会与莺儿、燕子等凡物之死、同归黄土而寂然无闻，“千秋万古”，永世长存，具有永久的社会价值。后三句“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详言之，表面上是写双雁，实则更进一层抒写悼惜金源覆亡的极度悲痛之情，而以“骚人”深情凭吊之“狂歌痛饮”予以积极彰显。骚人，屈原作《离骚》，故称屈原为骚人，李白《古风》：“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此处“骚人”乃点题关键，突现痛悼故国覆亡之深悲积怨。
李治与好问词心处处相通，于“拍江秋影”“宰木欲迷”之伤情处，径直道破：“霜魂苦”——既是双雁之魂苦，更是遗山“诗翁感遇”之心苦。“算犹胜、王嫱有冢贞娘墓”，详言“霜魂苦”之深痛，远超独留青冢于塞北之昭君；凭吊吟魂，为世人所关注，也远非竞相题诗的虎丘贞娘（真娘）墓所能及。两相对照，其悲苦显然非双雁所能局限，李治与好问同频共振之心音亦和声其中，浑然相融。于是“凭谁说与”的酸楚吟心所系的家国兴亡之恨，叩问苍茫，浩茫郁勃之情思，将于何处发抒呢？结末三句“欢鸟道长空，龙艘古渡，马耳泪如雨”，补写完善，使浩茫郁勃之情思、家国兴亡之怅恨有所附丽寄托。鸟道，险峻狭窄的山路，此处谓雁群飞行通道，于天际似有若无。龙艘，即龙舟，汉武帝于汾水乘龙舟，此处指汾河渡口，亦兼喻御驾仓皇出逃之情状。马耳，苏轼《雪后书北台壁二首》：“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指山东诸城马耳山的双峰高耸尖挺。此处谓雁丘双坟，从远处看，双尖似马耳，回应首句之“雁双双”。词人哀伤双雁殒命、不能再飞翔天际，鸟道空漠；二帝奔亡，乘御不返，汝上之坟冢却一直呈现于眼前，令人泪如雨下，伤心欲绝矣。
好问原唱及李治和词之阐释，并非臆测，乃源于词之体制特质所启示。词之特质要眇宜修：声韵谐美，言简意丰，浑融蕴藉。关键在于把握“词心”。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也，非可强为，亦无庸强求，视吾心之酝酿何如耳。”比兴寄托，触发于不能自已，真情性流露于不自知，物我相融，浑融无间。词之咏物，既要紧扣所咏之物，又不能粘滞：太离，则易生隔膜，不能达到物与情之相融无间；太粘，则易陷滞拙，落于实相，不用暗示而其意已明。且作品一旦面世，遂脱离作者而自具独立性，其情蕴义旨乃具开放性——在词人所不必有，在读者却不必无。咏物，既要以所咏之物为核心，又具超然物外之思，尽可能地展现其包孕性，孳乳更丰厚的内蕴，深美闳约，彰显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好问于金亡之后，改定早年所作为《迈陂塘·雁丘》，非纯粹咏物言情，实寄寓家国覆亡之悲怆深衷。李治才情富赡，灵心妙悟，深切体悟并把握遗山词旨心魂之根本，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创作了这首映照千古的同题之作。相较而言，杨果“同遗山赋雁丘”，比较质实，粘滞于双雁“怅年年、雁飞汾水，秋风依旧兰渚”，慨叹于“世间多少风流事，天也有心相妒。休说与。还却怕、有情多被无情误”之不幸殒命，唯结尾“待细读悲歌，满倾清泪，为尔酹黄土”，照应原唱，然颇不明晰。这不是对原唱及词心的理解问题，而是作者为才力所限，不能超然于所咏之物而别寓怀抱所致。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要之，好问《迈陂塘·雁丘》乃晚年改定之作，时间应为蒙古太宗八年（1236），李治和词似应在九年（1237），咏物抒情，词心所寄，乃借双雁之殉情殒命，抒发哀悼金廷覆亡、二帝殒命之悲怆与深衷。
《光明日报》（ 2022年10月31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李白诗歌中的自相矛盾
李白的诗歌如果仅看其单篇，会觉得异常精美，几乎找不出冗笔败笔与潦草粗率之笔；但仔细通读李白全集，读者就会惊讶地发现其中存在着不少的自我重复和自相矛盾之处。这种自我重复主要体现在诗歌语言和艺术技巧的维度，古人早有提及，如王世贞说“百首以后，青莲较易厌”（《艺苑巵言》），就有这个意思在内。这种自相矛盾主要体现在思想倾向与情感状态的维度，历来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仔细分析，李白诗歌中的自相矛盾突出表现在当前书写与事后追忆、一时激愤与长久追求、实际创作与理论表述这样三个层面。
文学作品天生就具备修辞性，“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言辞的展现往往既是对事实的某种揭示也是某种遮蔽。诗人一旦开始书写，就处于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建构过程中，所建构的不仅是文本，也是自己所希冀的表述结果。在这里，个人记忆可能会出现选择性的遗忘和重构，历史事实会被加以有意无意的修正，留下的是诗人最满意的一种叙述方式，在李白的诗歌中就存在类似情况。
李白一生主要有两次涉入政治，前一次是进入玄宗朝廷，后一次是参加永王李璘的军队。玄宗更多的是将李白视为文学侍从之臣，李白在长安的经历也并非很愉快，这点他在诗中曾反复表达过：“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未作仲宣诗，先流贾生涕。”（《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离开长安时，李白恋恋不舍，并将自己比作鹦鹉，其《初出金门寻王侍御不遇咏壁上鹦鹉》一诗云：“落羽辞金殿，孤鸣咤绣衣。能言终见弃，还向陇西飞。”颇有几分辛酸的意味。但后来他追忆中的长安生活却无比美好：“汉家天子驰驷马，赤军蜀道迎相如。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万岁，拜贺明主收沉沦。翰林秉笔回英眄，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食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其一）“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夫子红颜我少年，章台走马著金鞭。文章献纳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流夜郎赠辛判官》）从这些诗作可以看出，李白的长安经历与长安记忆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反差。或者说他是根据诗歌表达的需要，对自己的记忆进行了有意取舍。
参加永王李璘幕府恐怕是李白一生最为后人非议之处，但当时的李白却极为快意，试看他的《永王东巡歌》：“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苏轼《念奴娇》中写到周瑜“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恐怕也不过如此。而李璘兵败后，李白获罪流放夜郎，最终途中遇赦，这时他又说自己是因为受到胁迫而极不情愿地参加了永王军队：“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为宋中丞自荐表》）“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流夜郎忆旧书怀赠韦良宰》）两相对照，前后所言简直像是出于二人之口。其实对于李白而言，当时追随李璘出征意气风发是真，事后悔过遮掩以为情非自愿也是真，只不过是时移世易，个人心态发生改变而已。后人出于对李白的同情和敬仰，也愿意接受他的自我辩解，例如苏轼《李太白碑阴记》中就说“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其实未必符合历史原貌。
事后的追忆可能被重新建构，情感叙写有时也仅代表特定时刻的状态。李白诗中所展现的，某些情况下只是心灵一时之个相，而非长久之共相。李白曾在诗中写道：“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江上吟》），“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将进酒》），似乎对功名富贵极为蔑视。这和杜甫《醉时歌》中的“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一样，都属于一时的愤激之辞，并不代表他一贯的思想倾向。事实上李白追求功名的愿望异常执着而强烈，热切向往之情时时跃然纸上：“富贵吾自取，建功及春荣”（《邺中赠王大》），“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富贵日成疏，愿言杳无缘”（《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在《赠张相镐二首》中，他深为自己功业难就而悲哀：“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其事竟不就，哀哉难重陈。”赵翼就说李白是“功名之念，至老不衰”（《瓯北诗话》卷一），如果只是仅凭几句诗就判定他视功名如过眼云烟，认为他甘作超然世外的高士，那真是错认李白了。
李白对于诗歌的理论表述与实际做法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矛盾之处，试看《古风五十九首》其一的中间部分：“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这是一首气象苍茫的五古，也是一首极富气势、颇具己见的论诗诗。此诗的主旨正如《唐宋诗醇》所说：“指归大雅，志在删述。上溯风骚，俯观六代。以绮丽为贱，清真为贵。论诗之义，昭然明矣。”然而该诗虽好，其中表达的文学主张却与李白的创作实际严重不符。六朝文风对李白影响极大。李白早年曾经“三拟《文选》，不如意，悉焚之”（《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今李白集中所存《拟恨赋》，应该就是他“三拟《文选》”后的留存。换个场合，李白自己也在诗中说“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我吟谢朓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对六朝诗人谢朓推崇至极。杜甫是李白的知己，他屡屡以六朝诗人来比李白：“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这是对李白的高度赞美，也道出了李白创作的实际。宋代朱熹都认为“李太白始终学《选》诗”（《朱子语类》）。正是因为如此，严久能就评价“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这两句诗说：“太白、昌黎诗亦自六朝出，此云云者英雄欺人语耳。”（周中孚《郑堂札记》引）所论也不无道理，只是未必要将李白这种说法看作是英雄欺人。至于有的研究者强作解人，认为李白这里言行并无冲突之处，也同样大可不必。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往往将力量用之于为古人的理论观念搭建系统的思想体系，很少有人关注其思想的矛盾、裂痕与零碎，并还原其真实的历史面貌”（左东岭《中国古代文学思想阐释中的历史意识》）。究其根本，李白这类诗人情感充沛、感受敏锐、富于艺术才华，但思想则可能复杂多变并充满矛盾，零散而未必系统，不能将他们看成是具备严密思想体系的哲学家，甚至是逻辑周密、论断严谨的科学家。李白诗歌中的自相矛盾，反映的是诗人心灵不同侧面和不同阶段的差异，其中难免存在相互冲突之处。但因思想情感矛盾而产生的动力和张力，恰恰是李白诗歌创作的重要源泉。李白诗歌创作的过程，往往就是展现、印证、消解心灵矛盾的过程。李白身上存在的矛盾之处，诸如出世与入世、高贵与平庸、求仙与入仕、贬抑古人与尊崇古人等，让他成为一个鲜活丰满、生机勃勃、激情迸发的诗人形象，读者虽有目迷五色的疑惑，但更觉得他充满神奇魅力。在众多的“诗仙”之谜中，自相矛盾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了解李白诗歌中自相矛盾的这种情况，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也有所启迪。诗人创造了诗，后世读者也习惯于从诗歌本身出发去诠释诗人，将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等同于诗人本人，将诗歌文本看作诗人的真实传记，这是文学接受中的普遍现象，但这种做法从逻辑起点上就蕴含着一定风险。因为读者所依据的主要是诗人的自供，而缺省或忽略了其他的证词。试想一下，如果诗人的自我陈述本身就自相矛盾的话，又如何能做到完全令人信服？从史源学的角度来讲，诗人自述是研究诗人最宝贵的第一手材料，但诗中的真，有时是一种情感的真而未必是事实的真。对于诗人来讲，更不可能笔下的每句诗都是历史实录。洪迈《容斋随笔》中就感慨道：“诗人之言，渠可信哉！”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中也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他们所说的或许有些偏颇，但对诗人自述保持适度警醒仍是研究者应有的态度。
（作者：张巍，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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