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猿声啼不住”这句诗，到底哪里有问题，为何有人说李白错了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有一篇著名的散文《黔之驴》。内容讲的是贵州本来没有驴，有好事的人，弄了一匹驴带到贵州去。当时读了这篇文章后，就觉得带驴去贵州的人很扯淡。
最近读李白的名篇《早发白帝城》，在查找注释的时候，又发现了
这个人的行为虽然让人觉得有些荒诞，不过他这个事情也不是完全无据可依。因为现代的科学研究几乎是已经证实了，三峡的北岸的确是不适合猿类生存。
但是，这也不能说明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是写错了。因为李白也有可能是在写，他乘坐的小舟，轻快地穿过空旷的峡谷，而猿的叫声在两岸之间盘旋。
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妙处
《早发白帝城》——唐·李白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首唐诗中的七绝名篇，写于李白因为永王事件被流放夜郎之后。当时的李白，流放之路才刚刚走到白帝城，结果忽然就遇赦还乡了。
那一天的早上，李白乘船从白帝城前往江陵，因此说是“朝辞白帝”。因为白帝城的地势，比江陵要高很多，所以从白帝城到江陵，就像是从“彩云间”往下而行。
然后诗的第二句中，李白说，江陵本来在千里之外，可是我早上才从白帝城出发，晚上就到达了。可见行舟之迅速。同时这一句诗，也是表现李白遇赦后畅快的心情。
江陵，就是如今湖北的荆州。不过，这里本来并不是李白的家乡，他的家乡在如今四川的江油。但是，李白在这里还是用了一个“还”字。
为什么会一个“还”字呢？因为去白帝城，非李白所愿，他是被贬谪去的；而到荆州，是他自己的选择。所以这个“还”字，象征着他重返自由了。
这首诗的第三句，“两岸猿声啼不住”，在过去，曾经得到过很高的评价。 长江三峡两岸，古树丛生。在古代气候比较温暖的时期，南岸森林中曾有古猿生活着， 但数量可能不是很多。
李白乘舟而行，或者行船速度慢，听到的猿叫声就会断断续续。之所以“啼不住”，就是因为舟行的速度很快，把一声又一声的猿鸣串了起来，因此才说“啼不住”。
不过，如文章开头所说，这首诗却因为其中的“两岸猿声啼不住”，历来受到了质疑。清代著名学者梁章钜，就在《浪迹丛谈》中提到：“两岸猿声”这句话是错误的。
理由就是，三峡北岸的巫山山脉是南北走向，所以气候比较寒冷，猿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生存的。 后来的事实和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他说的确实是比较有道理的。
但是，梁章钜对于“两岸猿声啼不住”这句诗的理解，却还是有一些偏差的。因为这句诗，未必就是指的猿站在两岸，发出了长啸。
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在山谷里面叫喊的时候，山谷里就会产生回音。不管你站在山南还是山北，这种声音都会在两山之间产生回响。所以，就会听到山南山北都有声音。
同理，三峡南岸的猿，在发出叫声以后，也会产生这种回声，回声在两岸之间回荡，所以过往行人听到的声音，就是来自于三峡的南北两岸。
所以，三峡北岸没有猿，也能够产生猿叫声音。因此，三峡北岸虽然不适合猿生存，但是并不能说明李白这句诗就是写错了的。
再者，李白在这里写“两岸猿声啼不住”，主要是为了表达他当时畅快、兴奋的心情。他不是在做考古研究，也不是做理论报告，因此不必过分抠字眼。
二、我想和你谈“情”，你却和我讲“理”
提到读古诗“抠字眼”这个问题，就想起了网上曾有一个笑话：宋代大科学家沈括写《梦溪笔谈》，专门抠古代文学家的字眼儿。
比如，沈括曾说：白居易在《长恨歌》里面写的“峨眉山下少人行”。峨眉山在嘉州，而唐玄宗根本就没有去过，所以白居易明显是在造谣。
不止于此，沈括还曾质疑杜甫的诗，他说杜甫《古柏行》中的“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其中的“四十围”、“二千尺”，明显有问题。
因为他默默地提笔算了一下，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四十围，差不多直径7尺，而一棵直径7尺的树，居然有二千多丈高，真是“呵呵”了！
如果按照沈括的这种逻辑思维，那么我们的唐诗宋词，根本就没办法读了。因为这样去仔细一算，这些诗词大部分都是有事实错误的。
尤其是像李白的诗，动不动就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那我们还不得去计算一下庐山瀑布的真实高度，再改成“飞流直下四百九十一尺”？
那么，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怎么办呢？从创作时间上来看，王弗当时已去世了十年，但是距离一千里肯定不对了。当时苏轼在山东密州，王弗埋葬在他的老家四川眉山。
于是，这首词就只能改成“一千六百一十一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而且，这个“一千六百一十一里 ”，还是指的走公路。要是走水路、坐马车，那就不知道了。
除此之外，像大家经常提到张继的《枫桥夜泊》那里面的“乌啼”是什么，“江枫”是什么，“夜半钟声”是几点，看来不说清楚，是绝对不许写的了，否则就等于是造谣。
诗歌不是科学报告，实在用不着如此较真，而且文学修辞手法中本身就有一种叫“夸张” 。李白这种浪漫主义诗人，尤其爱用夸张的修辞手法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强烈而丰富的情感。
他动不动就要写“黄河之水天上来”，或者写“十步杀一人”。难道你也要求他先行计算出黄河河面到大气层的垂直距离，再到县衙翻出档案，证明自己“杀人”的实战纪录？
即使不用“夸张”的修辞，中国文学也很讲究“意象” 。这个概念比较抽象，就是要故意写出一些表面上看“似是而非”，实则能够激发读者自动联想的词语。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一首篇幅有限的诗词，能够拥有更多解读的可能，从而延长诗词的生命力和扩大传播范围，达到千年传唱的效果。
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古典诗词，是不能过分“写实”的。 一旦写得过于详细具体，诗中的情感就要大打折扣。这样的做法，会让诗词失去它本身的“张力”和使之长久的“生命力”。
诗的好处，在于“既象此，又象彼”。它用“意象”扩大了内涵，令不同的欣赏者，读出其中最满意的那一面，最终使大家获得审美上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发。
结语
诗词歌赋是艺术作品，不是学术论文。做学术论文必须严谨，但搞文学艺术创作，则需要浪漫。同时，欣赏文学艺术作品的人，本身也要有浪漫情怀， 否则你不如直接去读学术论文。
艺术有艺术的好，学术有学术的强，二者并行不悖。艺术带给人的主要还是享受，兼顾对知识的普及。而学术则专门带给大家知识，让世界进步。
用学术的眼光去苛求艺术，就像是一对小情侣吵架：男方非要和女方讲道理，却不懂得，女方此时此刻，只是想和男方谈个情。
程羽黑 王昌龄名作《出塞》中的“龙城飞将”到底是谁？
宋人陈居中所绘《苏李别意图》。苏武出使匈奴被羁，在北海牧羊；李陵出征匈奴被执而降，武帝诛其家，遂不得归汉。李陵闻苏武将返，特来相饯，泫然对泣，不胜哀戚。
关于王昌龄的名作《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历来有一个争议：诗里的“龙城飞将”指谁？两个词拆开来都懂，“龙城”是匈奴祭天之处，“飞将”是汉代的“飞将军”李广，问题是李广没有到过龙城，于是“龙城飞将”成了一桩公案。有人说“飞将”是卫青，有人说“龙城”是卢龙塞的简称，有人说王昌龄混淆了典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新的解读出自《文学评论》刊载的一篇长文，论证 “飞将”是投降匈奴的汉将李陵，“万里长征人未还”是说他一去匈奴而不还云云，由于结论过于奇特，引发了一波讨论。一位日本学者在网上指斥其谬，认为王昌龄就是用错典故而已，不必浪费时间文饰其过。
我觉得说“飞将”是李陵，固然是想象力过剩，说王昌龄用错了典，也未见其然，“齐固未得，楚亦失之”。的确，史书中“龙城”与“飞将”不相干，问题是“龙城”算是一个典故吗？与其说它是一个典故，不如说它是一种指代。用某个地名指代一片地区，在古诗中很常见，尤其是在宋代以前的诗歌，名篇如《长恨歌》，里面说到玄宗入蜀：“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实则玄宗没有到过峨眉山，这里的“峨眉”只是指代蜀地而已。这一点清初的王渔洋讲得非常到位：“世谓王右丞画雪中芭蕉，其诗亦然。如 ‘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下连用‘兰陵镇’、‘富春郭’、‘石头城’诸地名，皆寥远不相属。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旨矣。”显然，“龙城飞将”也和王维笔下将远不相干的地名连接在一起一样，只是诗人的“意会神到”，指代边关将领而已，如果纠结于他究竟是谁，恐怕未免“刻舟求剑”、“缘木求鱼”了。可惜的是，宋诗的主流是质实，尤其是江西派讲究“无一字无来历”，末流不知变通，往往对唐以前的诗歌大加指责。
当然，我们也要分清楚，有一些诗确实是用错了典故。比如李白的《王昭君》：“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顾炎武说昭君与北方的匈奴和亲，不会走通往西域的玉关道。李白确实错了。那么，用典错误和“兴会神到”的区别在哪呢？区别就在于前者实写，后者虚写。李白诗的主题是王昭君，自然要遵照史实写；王昌龄的题目是《出塞》，并不是咏史，所谓“秦时明月汉时关”，连是秦是汉都没落实，一开头就点出了这首诗是有意虚写，我们自然不必替作者烦恼。前者好比历史小说，不能篡改历史；后者好比穿越小说，随便怎么写。
那么，下一个问题来了，作者为什么要用汉代的地名“龙城”？答案很简单，好听啊，酷炫啊。这里又牵涉到一个问题，我国的官名地名人名，似乎越古越好听，可能是距离产生了美，可能是好听的名字都给古人取光了。明代诗人王世贞注意到了这一点：“千古而有子长也，亦不能成《史记》，何也？西京以还，封建、宫殿、官师、郡邑，其名不雅驯，不称书矣，一也。”“西京以还”就是西汉以后，他说西汉以后即便有司马迁（子长）也写不出《史记》，头号原因就是“名不雅驯”，名字不好听，写不进书里。他是这么说的，明代有一批复古派的文人是照他的话去做的，袁宗道讥笑他们：“嫌时制不文，取秦汉名衔以文之，观者若不检《一统志》，几不识为何乡贯矣。”好比现在有人跟你自我介绍是兰陵人、汝南人，你得百度一下才知道原来是枣庄人、驻马店人。
往大里说，唐宋以来的诗人爱用旧名是主流。比如官爵，都喜欢用周秦汉的名目，什么“万户侯”啊，“二千石”啊，比比皆是。用本朝官名的也有，比如杜甫的 “迁转五州防御使，起居八座太夫人。”“防御使”是唐代官名；苏东坡的“欲问君王乞符竹，但忧无蟹有监州。”“监州”是宋代官名；但毕竟是少数——新官名“不雅驯”，适合入诗的实在不多。我们回到“龙城”这样的边塞域外名目，也是用旧名的居多，“楼兰”啊，“匈奴”啊，“月支”啊（包括汉唐相沿的地名，如‘云中’‘朔方’‘轮台’等等）；不过当时也有诗人用唐代新出现的名目，比如陈陶的《陇西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杜牧的《题木兰庙》：“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无定河”、“拂云堆”都是唐代才出现的边塞地名，用它们当然也是因为辞藻动人，音节悦耳，放在诗里朗朗上口。你看“无定河”三字，透出生死无常的凄美；“拂云堆”更是缥缈唯美，木兰庙在湖北，和内蒙古的拂云堆“寥远不相属”，也没有哪个传说说木兰从军到过拂云堆，杜牧用此地名，唯一的原因就是它够诗意。够诗意，是诗人选词最重要的标准。“龙城”也一样，霸气，雄壮，神秘，透着不屑多说一字的简约范儿。“龙城”在《史记》里写作“茏城”，文字学上两字相通，但在诗里不行，“但使茏城飞将在”，加个草字头，韵味全失，气势顿灭，就像名厨名菜，多加一勺盐，味道就败坏了。诗人只对艺术负责，看到学者“下笔不能自休”的争论，恐怕在地下也要笑醒，“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
文字和音乐一样，本身就有美感，你甚至不需要知道意义和背景，光凭音节和字形就能体会。有个朋友开了家俱乐部，名字是“仙那都”，我问她为什么选这个，她说好听啊。她不是学文学和历史的，恐怕不会知道“仙那都”（Xanadu）是西方人对蒙古帝国“上都”的一种音译，更不会知道经过英国大诗人柯勒律治脍炙人口的名作《忽必烈汗》运用，它已成为东方想象的一个象征。但她照样能体会这个词的美感。这就是文字本身的力量。
程羽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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