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顾所来径 苍苍横翠微
岁月飞逝，薛天纬老师八十寿辰的到来，让我感觉好像时间提前了一样。在他七十岁那年夏天，我们在天池边上为他庆贺的情景，犹自宿酲未醒，历历在目。再往前追忆我从20岁开始认识薛老师的岁月，很多片段也仿佛就像在昨天发生的那样清晰。
写下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常常会想起在薛老师学术研究的主业——诗人李白——作品《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中“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的诗句，干脆就拿来做了篇题。
1985年8月，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四天三夜的火车，将我带到了万里之外的新疆。
在乌鲁木齐南站的台阶上，我看到了举着牌子接我的人，便很自然地走进了他们之中，从此在新疆从事教学科研，长达四分之一世纪。
我能够那样从容地远行，是因为还没有见过面的薛老师，早就帮我安排好了一切。中间的过程，在2011年，我为郁贤皓教授的八十华诞写庆寿文章《轻舟已过万重山》时，曾经提到：我大学毕业，发愿到新疆去。郁老师听说了，主动帮我联系他的学术同道——新疆师大中文系的负责人薛天纬老师。薛老师热情地将我引进到了新疆师范大学，因为郁、薛二位老师是唐代文学的同道，我也不由分说被安排到中文系的古代文学教研室，开始隋唐五代文学的教研活动，薛老师成为手把手指导我走上专业道路的导师。这一因缘际遇，在古典语汇里，被称为“识荆”。这个词，也是李白作品《与韩荆州书》中“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概括。在我之后的人生经历中，薛老师的影响始终存在。
他是我学术生命中的“韩荆州”！
2007年薛天纬在伊犁草原
2008年薛天纬在伊犁惠远古城
七十寿辰时学生们给薛天纬老师做的泥人
2003年与新疆师范大学古代文学教研室同事。
2015年在吉尔吉斯斯坦“李白与丝绸之路“会议上发言。
壹
我在新疆师大的25年，第一个阶段，我担任薛老师的助教。
现在想起来，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成长时期。虽然也急于成才，急于出人头地，可是急也没用，在唐代文学的教学中苦读了几年，根本形成不了什么有创新的想法，甚至觉得自己可能就不具备研究的素质。好在那时看到所有前辈学者的经验，都是要求年轻人认真读书，恢复研究生制度后，老一辈的导师中还有禁止自己的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文章的。薛老师在他的《七十自述》中也说到他对于论文的态度：“我做研究、写文章，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言之有物，不说无谓的话，不说无个人看法的话。”夫子自道，想来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后辈。没有今天高校青年教师、研究生那样发表的压力，是多么宽松的学术环境！我在那样氛围下的前9年里，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学术积累：一是在薛老师指导下备课教书，二是跟着薛老师做集体项目。
我来师大之前，隋唐五代文学的课程（下面简称“唐代文学”）由薛老师承担。当时“中国文学史”有两个学年，是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唐代部分占一个学期，一周四学时，文学史和作品赏析穿插，比现在的课时量富裕得多，可以讲得比较透彻，当然对教师的要求也更有挑战性。1987年，我开始担任85级的唐代文学教学。薛老师确实认真履行了指导的职责，首先是上课之前一段段地帮我看教案，我现在发黄的教案上还留下了他的批注。其中“祆教”的“祆”，在我现在的“西域文史”专业里，是个常识，看到别人写成“袄教”，会嗤之以鼻。可是22岁的我第一次把它写进教案时，也一样犯浑，是薛老师及时纠正了我的错误。
然后，正式开始上课了，薛老师便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跟班听课，课后给我提示。我还记得前两次课下来，他对我说：“历史背景讲得太多了。”10月中旬，看我还在王维的“山色有无中”徘徊，便比较严厉地说讲得太慢了，要我订出每周详细的计划。此后，按照几次纠偏的结果，他觉得可以放任我讲下去了，便不再要求看教案、不再来听课。
根据我自己的感受，作为一个文学史研究的学者，参与过教学，是看不见的重要经验。搭建一个历史的框架，并经过自己的叙述、与学生的问答，养成一种文学史模式，对于后期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训练。一些文学史的问题，也会在备课中冒出来。刊登在《文教资料》1992年第2期上的《“喜雨”别解》，是我最早发表的文章，就是准备杜甫的作品赏析时发现的问题。后来我到北京大学，给历史系开设“唐诗与唐史”课程，第一讲“喜雨——重农背景下的唐诗语境”，仍然是这个问题继续生发的结果。
贰
除了教学工作之外，我在新疆师大还有机会参加薛老师组织的一些科研项目。其中有两项印象最为深刻，即《中国文学大辞典》《新编全唐五代文》的编纂，它们对我之后的学术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文学大辞典》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组织的新中国最大规模的一部文学工具书。1988年，薛老师受聘担任编委，负责隋唐五代文学部分，便召集新疆高校这一方向的古代文学教师分工合作。我大概是当年9月接受这个工作的，在薛老师的指导下，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撰写了将近170条中晚唐文学家的传记词条。
最近我找来这本辞典，看我写过的部分。如果不是条目下署我的名字，早就忘记那是我做的了。但从事这一件工作的过程，以及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获得的一些知识和方法，潜滋暗长，深刻影响了我后来的学术思维。
我记得当时的工作程序，首先是根据分配的唐人姓名，用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三位先生编撰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将传记信息抄录下来，然后逐一去看原书，并做摘抄。最后，根据这些文人的文学贡献大小，写成数百字到一千的不同等级的词条，并由薛老师进行修改、定稿。当时每个人写成的词条都是由他来做定稿工作的，他的这个编委，不是挂名，而是从条目分配到最终修改付梓，始终参与。
薛老师的修改过程，对于训练我文字表达的能力、看待作家作品的视角，都有很多启发。他也和大家商量过一个原则，凡是改动三分之一以上的条目，才共同署名，之外则绝对做了义务劳动。我现在手头还有一些底稿，是因为经他修改后，需要重新抄写，才意外保留下来的。有些底稿，由他修订、补充了一半以上，但和正式出版的词条去核对，还是由我独立署了名。过去常说“言传身教”，薛老师在词条编撰中这一“身教”行为，给我的记忆是终生的。
“言传”的例子就更多了。在这一工作的后期，薛老师注意到北京语言学院编纂、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辞典》是一部很认真的工具书。其中1983年出版的古代第二分册，是唐代作家700多人的小传，对照我们写的部分词条，很多地方还没有达到那部辞典的水准。薛老师立即就把这部辞典拆成若干份，把相应的词条分给撰写者，请大家参考那些条目的线索，做出增补和改写。我还留着他给我改写、重抄的一个批语：“现在看来，当初不参考这本书，是极大的失策。凡做事，为达到既定目的，必得争取恰当的‘策’，不讲‘策’，必定事倍而功半。”经此返工，让我认识到阅读原始文献，自是一切研究的前提，但关注、借鉴前期成果也同样重要，是后来居上的不二法门。
那时因为我正好在上着唐代文学的课程，词条编纂也加深了我对讲课内容的理解，虽然很忙，却很愉快。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我撰写过小传的唐人作品，都会在《全唐诗》《全唐文》中通读一遍，尤其是诗歌。吟咏之际，会在常规的文学史和作品选之外，发现很多意外的、触动我个人强烈共鸣的佳作，方干的诗句“身贵远离行乐辈，才高独作后人师”，就是那时看到的，觉得特别适合我心目中的薛老师形象。中心藏之，直到2012年，写成了寿联，献给了薛老师的古稀庆典。
叁
我参加的另一项《新编全唐五代文》（以下简称“《新编》”）的工作，紧随其后，是在1991年3月开始的。由霍松林先生领衔，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的古代文学专业合作启动了《新编》工作。薛老师被邀请参加编写，他也帮我报了名，由我协助他在新疆一起工作。
我们的工作，就是将分配到的作家、作品，根据信实可靠的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重新撰写作者小传、校订作品并出具来历。我在薛老师指导下，首先做这些作家的小传、作品的普查工作。有了《中国文学大辞典》的编纂经验，小传写作便比较顺利。不过这次需要略具文言，繁体竖写。我抄写之后，都经过薛老师的改正。有些自己都觉得表达不畅之处，拿去时，专门请薛老师关注，他会认真看一下，说一句：“这样表达太笨拙了。”下次从他那里拿来重抄，那个小传确实就精当而凝练，仿佛嘉庆年间全唐文馆的徐松一辈的手笔。后来我在北京读研究生期间，薛老师的公子薛原刚来北京工作，说起这些往事，他瞪大了眼睛连连追问：“我爸是这样跟你说的？”大概是遗憾自己的作文从未得到乃父如此精心的指点吧！
作品的普查工作也是如此，开始用了《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找出两《唐书》等典籍中的直接引文，后来又将《通典》《唐会要》《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唐文粹》等都过了一遍。又偶然在《册府元龟》里也找到了相应的奏疏，向薛老师汇报，经他授意，也过了一遍。在《册府元龟》的通检中，有时会发现问题。譬如举进士及第者，对照《登科记考》以及时贤的补遗篇，发现没有被记录，便增加对其中所有登科记载的通检，最后就发现当初徐松编撰《登科记考》时，只是集中使用了《册府元龟·贡举部》的材料，其他各部因为体量太大，并未一一检核。我把这些材料摘录，去除重复，得以补遗、订正《登科记考》的内容有20多则，加上在其他典籍中找到的新材料，写成了《〈登科记考〉补遗、订正》的文章。
这一期间，薛老师个人的藏书《登科记考》和《唐代科举与文学》一直被我借用，前前后后读了很久。这篇文章发表在了《文献》1994年第3期上。在引言里，我专门写道：“笔者从薛天纬先生学习唐代文史，于唐人登科，也陆续有新的发现。”如果没有薛老师带着我从事《新编》的工作并肯定我的发现，我是不会去通览这些典籍并做出摘录的。
我在薛老师的引导下，熟悉了从事唐代研究很多重要的文献。后来考古典文献学的博士生，复习文献学方面的教材，遇到介绍重要的典籍，都是自己曾经使用过的，就不觉得需要死记硬背。譬如《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的重要性，就是在《新编》中通检了的。记得那时新疆并没有这些书，薛老师专门请西北大学的阎琦老师帮忙，从他们的导师安旗先生家复印了《金石萃编》的目录寄来，供我们逐一查阅。
肆
当初由文献入手，在薛老师指导下写了几篇考据性的文章之后，我总是想着对于唐代文学的研究，如何从文学史和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方面能够有所讨论。在以上项目整理的后期，我开始学着撰写一点研究性论文，最初的范本也都是薛老师的文章。
1995年，我参加第三届中国李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了《李白〈贞义女碑〉考辨》的文章。拿它和薛老师在1991年提交首届中国李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梦游天姥吟留别〉诗题诗旨辨》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在文章结构上，用得上“亦步亦趋”这个形容词。薛老师的文章分为“诗题辨”和“诗旨辨”两个部分，前者考证诗题，后者讨论诗歌的主旨。我的文章也一样分成两个部分，上篇“碑刻源流考”，考订今存碑刻、对碑刻流传做出描述，下篇“碑文主旨辨”，论述李白碑文首倡“义女型”文本、对其积极影响给予阐发。这种考论相结合的篇章，在薛老师只是一种体式，对于学步的我来说，却是较好掌握的结构。后来我完成硕士论文《唐代贬谪与诗歌》，回新疆即面呈薛老师一册。过几天向他请教，他只说了一句：“文字已经有自己的特点了。”我心下大安，感到很温暖。我现在还保留着当年他要找我说词条问题时，用红笔写下的提示纸片：“1.语汇、说法。2.长句子。”这些，大概都是我词条初稿在文字表达上的通病。读薛老师的文章，你会觉得作为一个文学史的研究者，不能用清隽的文字和清晰的逻辑征服读者，就不是一个成功者。这些，至今还是我“心向往之”的境界。
伍
最值得一说的是，薛老师是我唐代文学方向的导师，即使我后来兴趣转移，从事西域文史的研究，薛老师也一直乐观其成，随时助力。
2012年，我因为参与了新疆师大黄文弼特藏馆建设的原因，再次兼任了师大的相关工作，与西域文史研究中心的年轻同事继续合作从事西北科考团学术史研究。而薛老师也在暑期返回乌鲁木齐度假，像一个普通观众一样参加了特藏馆的成立仪式，捐赠了两方台湾朋友赠送他的出自蓝田辋川的唐砖给新成立的特藏馆。
2016年夏天，黄文弼特藏馆在新校区兴建，场地比原来扩大很多倍。薛老师夫妇也搬入了他们夏天来新疆度假时居住的新校区家属院——“今生不放过乌鲁木齐的夏天”是薛老师的名言，也是老一辈乌鲁木齐人对这个宜居环境的挚爱。看完特藏馆的场地，我去他们的新居拜访。开阔通透的客厅里，唯一不搭的是一口硕大的老式皮箱，即使躺在安静的角落里，依旧扎眼。问过薛老师的夫人李医生，说是她父亲在民国年间担任塔什干外交官，从阿拉木图带回来的老货，当时是用整张的马皮制作，十分结实耐用。现在也没有什么用，扔了又可惜。
我想起扩大了几倍的、比她家客厅还要空旷的黄文弼特藏馆。因此问：“捐给黄文弼怎样？”——虽然不是黄文弼的，至少是黄文弼那个时代的物件啊！李医生一叠声答应：“那是太好了，还能派上用场！”
于是那口皮箱，就被安置在黄文弼特藏馆巨幅的西北科考团行程图下，仿佛万里长征之后，刚刚从驼背卸下的行囊。
2020年6月，因为疫情汹涌而很久没有见面的薛老师从城东来北大，一起在附近的蓝旗营餐叙。我忽然想起最近刚刚校订完的西北科考团成员刘衍淮的《丝路风云：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1927-1930）》，因问薛老师：李医生的父亲民国时候担任中亚地方的外交官，应该在新疆也是有名望的民国老辈吧？您稍后把名讳告诉我一下，看看是否在我看到的资料里有他。
他在回去的地铁上，发来短信：“李如桐，字峄山。有出典。”我迅速在刘衍淮的日记中检索，于是看到了“李汝同”的名字，他是新疆省政府外交署的年轻科员，因为西北科考团属于中外合作组织，并且频繁通过塔城、喀什等口岸出境入境，少不了经常和外交署打交道。《丝路风云》里三次记载到的李汝同，在《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中正写作“李如桐”，也屡有记录。在得知李医生父亲名字的当天，我曾给黄文弼中心的微信群发消息说：“一个下午，查到了李老先生确实是杨增新时代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第一期毕业生，毕业典礼正是杨增新被刺杀的1928年7月7日。外交部公报上查到他曾代理塔什干副总领事。然而最重要的，在出任中亚各地领事之前，任新疆省署外交处科员，果然与西北科考团有交集。看来，将来新疆师大黄文弼中心与西北科考团有密切关联的，就是李医生和捐赠的那口马皮箱子了。”
2021年3月，美国《丝绸之路》的主编郑智明（Justin Jacobs）忽然寄给我一张照片，附信说：“我在伦敦皇家亚洲事务学会的档案里发现了一张非常珍贵的杨增新的照片，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国内外的任何出版物上看到过这张照片。如果它是真的，那么一定是在1928年7月7日杨遇刺前几个小时拍的。”我打开照片，发现正是1928年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第一期本科毕业典礼的合影。我首先想到的，是请李医生确认一下。李医生果然一眼便认出了她的父亲李如桐先生，一个21岁的青年学子，长袍马褂，站在右边门柱的内侧，也站在新疆现代史的风口浪尖上……
陆
在薛老师定居北京的最近这十一二年中，他的学术成果也厚积薄发。新见迭出的论文集《李白·唐诗·西域》《八里桥畔论唐诗》，别出心裁的唐诗选本《高适岑参诗选评》《李白诗解》《李白诗选》，还有一本出色的唐诗行记——《从长安到天山——丝绸之路访唐诗》，都在最近这个阶段里出版，体现了他壮心不已的学术追求。
2020年7月，我和孟宪实去八里桥看望薛老师夫妇。家里只有他们和6岁半的小虎薛云棣在，我带给他们的大孙子虎头薛雨铮一幅“映阶碧草自春色”的对联，祝贺他初中毕业。李医生问我卷轴里的内容，我说是杜甫的对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那边的小虎就说：“《蜀相》唐杜甫，我会背。”就从“丞相祠堂何处寻”开始背了下来。薛老师说，他已经认了很多字，背了一百多首诗歌。我问他最长的，说是《岳阳楼记》，我起首“予观夫巴陵胜状”，他又顺着往下背了下来。他背诗也不是薛老师教的，是他哥教的。还告诉我，他哥能背《琵琶行》。
我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顺嘴便说：“嗯，你下次背《长恨歌》，我也给你写一幅。”让我愕然的是，他竟然不以为意地点头答应了下来。
一个月不到，8月中旬，薛原忽然就发来了薛云棣的视频，缺了一颗门牙，正是所谓髫龀之年。他也全然不知背诗为何物似的，时不时擦一擦口水，一句赶一句地在3分1秒间背诵完了《长恨歌》。我只好讪讪地回复说：“连听两遍，如闻仙乐耳暂明！孺子可教也！愿听薛雨铮《琵琶行》视频，也赠一幅拙字。”薛原回了句“就来”。半个小时后，发来了薛雨铮的视频。好多年不见的虎头，除了背诵时偶尔露出孩子般的笑意，让我看到小时候的一点点表情外，已经长成了我不熟悉的模样。他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两条大长腿杵在镜头前，像中场休息的姚明。用比弟弟稳当多了的语调，他在2分14秒间背下了《琵琶行》。
有图有真相！我欣喜地保存了他们背书的视频。
这回，轮到我欠下他们《琵琶行》和《长恨歌》的长卷了。
2022年7月改定于北大朗润园
（原标题：却顾所来径 苍苍横翠微）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朱玉麒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流程编辑：L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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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顾所来径 苍苍横翠微
却顾所来径 苍苍横翠微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苏 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四川抓住发展机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方面体现在经济结构不断升级，质量效益显著提升；第二方面体现在基础设施中交通运输体系日益完善；第三方面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第四方面体现在精准扶贫脱贫工作以及推进民族团结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同样充满机遇和挑战，四川必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
一、经济结构不断升级 质量效益显著提升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四川经济规模不断得到跨越，区域结构布局得到优化。1978年，四川省经济总量超10亿元的仅有5个市。到2018年时，四川经济规模已经突破4万亿元，省会成都市的经济规模更是突破1.5万亿元，位列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三，16个市（州）成功进入“千亿俱乐部”。 三次产业结构更加优化，实现了由“一三二”、“二一三”到“三二一”的重大转变，服务业比重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增大，去年的服务业比重甚至出现第一次超过50%的纪录。全省经济保持持续平稳增长的趋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均高于GDP的增速。
四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质量效益也得到了不断提升。新中国成立初期，四川经济不太景气、百废待兴。在这期间，四川牢牢抓住时代发展的机遇，顺利完成经济复苏、社会主义改造等重大任务，尤其是“三线建设”期间上千家各类企业、科研单位落户四川，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1978年3月在广汉金鱼公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并在1980年6月18日以向阳公社首个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为开端，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到2007年四川省全省经济总额高达1万亿元，共耗时58年的时间；到2011年增加到2万亿元，2015年突破3万亿元，基本以每4年新增1万亿元的趋势增长；去年经济总额也是达到40678亿元，提前一年完成增值。这些都反映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四川经济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
二、基础设施加快建设 交通运输体系日益完善
新中国成立前，四川基础设施十分落后，也由于四川地理位置和地形的特殊性，交通十分不便，交通运输条件几乎无法满足。如今，“蜀道难”已成为历史。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四川已建成进出大通道31条，铁路运营里程4970公里，从成都开行的中欧班列车3500多列，位居全国各城市之首，公路总里程超过33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7238公里，均居全国前列。全省也正在打造“四向八廊”包括综合交通走廊和对外经济走廊，日益完善交通运输体系，正不断为推动蜀地繁荣兴盛做着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了西南地区的发展，决定在当时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兴建成渝铁路。于是便有了1950年6月的成渝铁路全线开工和1952年6月的全线完工，西南人民终于有了第一条完整的铁路干线。成渝铁路也是当时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条铁路，在中国铁路发展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1987年12月，开展了成渝铁路电气化工程，经过多年的艰苦建设终于全线建成，并通过国家验收。现今蜀地已由成渝高速公路为主干，形成了贯通四方的巨大交通网，“蜀道难”真正成为历史。
此外，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以及国家对四川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视，四川航空业也得到迅速发展，“蜀道”如今已飞上了天。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正在建设中，主体结构已经封顶，明年基本建成，后年成都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之前将投入使用。届时，成都将成为全国继上海和北京之后，第三个拥有两个国际机场的城市。目前，史无前例的伟大世纪工程川藏铁路很快就要开工建设，从成都到雅安段已经通车，从拉萨到林芝段正在建设，下一步要建设雅安到林芝段。这条铁路建成后，将极大地提升四川西部交通枢纽的地位。
可以预见的是，将来会有一个立体化的交通运输网在巴蜀大地上形成。从过去的“蜀道难”到如今中欧班列位居全国之首，巴蜀大地的沧桑巨变、交通运输的时代跨越，是新中国70年发展辉煌成就的一个生动缩影。交通运输在推动蜀地繁荣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四川用交通运输的辉煌成就，彰显着领导者们的高瞻远瞩和建设者们的不忘初心、奋勇前行。千百年来“蜀道难”的历史将成为过去，四川与世界全国各地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
三、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生活质量明显改善
70年的发展变迁，老百姓一日三餐从吃不饱到吃饱和吃好；从餐桌无荤到日日鸡鸭鱼肉上桌，再到荤素营养搭配，注重饮食调节；从不舍花费到合理购买和随意挑选。充分说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
去年，四川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解放初期的200多倍。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从1978年的59.2%、73.6%下降至去年的31.8%、35.2%。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从2013年底的625万减少到去年底的71万，过去5年中平均每年减少贫困人口110余万人，贫困发生率从9.6%下降至1.1%，完成易地扶贫搬迁33.5万户、116.4万人。灾后重建工作也顺利完成，应对汶川特大地震、芦山强烈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灾区焕然新生。此外，城乡融合进程加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达52.3%，比1982年提高38.2个百分点，建成一大批幸福美丽新村，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人均预期寿命增加到77.1岁，人民生活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温饱不足到实现总体小康，正在迈向全面小康。
四、精准扶贫脱贫工作 加强民族团结进步
四川是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打赢脱贫攻坚战，四川立下了“军令状”，要确保凉山彝区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从贫困走向小康，凉山彝区的变化，浓缩了整个四川的变迁。四川有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民族地区长期发展滞后，新中国的成立使藏区彝区从农奴制、奴隶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发生了跨越式改变。凉山彝族自治州在过去，村民的居住条件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凉山彝区的贫困人口已经从2013年底的72万减少到去年底的30.9万，凉山彝区很多贫困群众现已搬进新居，明年彝区所有贫困县也将实现全部摘帽。数据显示，1952年四川省生产总值为24.6亿元，而到2018年，这一数据为40678.1亿元，增长超过1600倍。去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21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331元，这与1978年相比，增幅均达90倍以上。不仅数据在增长，结构也在优化。去年的四川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了50%，就业扶贫让贫困群众实现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此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也得到快速发展，九寨黄龙、稻城亚丁、康定、红原、西昌等机场陆续建成通航，连接成都至彝区、藏区的雅西高速、雅康高速陆续建成通车，汶马高速正加快建设，甘阿凉3个民族自治州结束了历史上不通高速公路的状况。四川藏区99.7%的乡镇和建制村通了油路和硬化路，彝区所有乡镇全部通油路、99.9%的建制村通硬化路。藏区新居、彝家新寨惠及6.9万户24.2万人，全面消除了无电村，广播电视、通信网络达到全覆盖，实现15年免费教育和“9+3”免费职业教育，呈现出经济繁荣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大局稳定的良好局面。
五、立足过去 展望未来
四川是一片充满红色印记的革命热土。在这片红色土地，不但养育出共和国的四大元帅，还养育了黄继光、邱少云等无数民族英雄。新中国成立后，四川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艰苦奋斗、砥砺前行，在攻坚克难中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日益完善，民生保障持续改善，民族团结进步开创新局面。
70年来，四川创造了无数奇迹，取得了伟大的建设成就。这些成就诉说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能够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根本就在于党的坚强领导，在于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科学指引。四川的发展成就也是全国人民大力支持、全省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
面对新时代新使命新要求，四川的发展更要抓住当下的机遇，如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引领四川新时代的发展。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等得到有效保障，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完善。同时坚持新驱动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把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新创造力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始终相信只要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砥砺前行，四川就一定能够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实现新的更大发展、书写新的时代篇章。
当下，四川的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时代、新使命、新要求，需要更加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勇前进，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共同推进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共创佳绩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作者单位：四川省开江中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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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J].新经济,2019(06):94-112.
[4]魏紫熙.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天堑通途[J].新湘评论,2019(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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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知道“ 却顾所来往 , 苍苍横翠微 .”的意思和出处?】作业帮[最佳回答]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碧山:指终南山.下:下山.却顾:回头望.所来径:下山的小路.苍苍:暮色苍茫.翠微:青翠的山坡.相携:下山时...
“ 却顾所来径 , 苍苍横翠微 ”的深刻含义是什么_作业帮[最佳回答]第三句「却顾所来径」,写出诗人对终南山的余情.这里虽未正面写山林暮景,却是情中有景.不正是旖旎山色,使诗人迷恋不已吗?第三句「却顾所来径」,写...
如何理解“ 却顾所来径 ， 苍苍横翠微 ”这句诗?首先,出至唐·李白的《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这首诗以田家、饮酒为题材,受到了陶渊明田园诗的影响。其次,译文:回望来时走的山间小路,山林苍苍茫茫一...
山月随人归全诗的意思?山月随人归全诗出自唐代李白的《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
李白过终南斛斯山解析?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欢言得所憩,美...
李白过终南斛斯山讲解?原诗是: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李白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欢言得所憩...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是什么意思?傍晚从终南山上走下来,山月好像随着行人而归。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作者】李白...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绿竹入幽径,青萝...
急求诫子书原文?1、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是佛教禅宗六祖惠能大师著名句子。2、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出自佛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3、非淡泊无...
1978伟大的转折意义?1978年,对中国而言,充满着转折意味。这年12月18日至22日,寒意料峭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人们觉察到,风向在变动,融融暖意扑面而来。这次重...
归园田居物我合一的诗句?田园山水诗写得很平淡直白,却会让人越读越有味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